在中国社会的话语场中，许多缺乏逻辑根基的论调广泛流传，它们如同未经推敲的模板，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反复使用。例如 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这一说法片面夸大了苦难对成长的正向作用，却忽视了大量底层孩子因教育资源匮乏而陷入困境的现实；“人不经历苦难不可能成才” 则过度美化苦难的价值，无视了优渥环境中更高的成才概率；“天下无不是之父母” 更是以极端的道德绑架，否定了亲子关系中的客观矛盾。而在生育议题的讨论中，“都不想生孩子，人类就灭绝了” 这一论断，同样因逻辑谬误而饱受诟病。
从历史维度审视，人口数量的剧烈波动从未因生育意愿单一因素引发。东汉末年的战乱致使 “十室九空”，太平天国运动造成 1.6 亿人口消逝，清初 “湖广填四川” 的背后是蜀地人口的近乎灭绝，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无数生命消逝于战火。反观生育行为，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。无论官方推行鼓励生育政策，还是实施人口限制措施，都仅能产生局部、阶段性影响，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种群的延续。
生育本质上是人类基于价值判断的自主调节行为。在战乱饥荒年代，易子而食的悲剧频发，生存成为首要难题，生育条件荡然无存，人们自然无暇顾及繁衍后代。而在现代文明社会，尽管科技与福利体系高度发达，生育率却普遍呈下降趋势。究其原因，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参与度的提升，使得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，也让 “养儿防老” 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生育行为的消失，只是个体在充分权衡自身情况后，做出的差异化选择 —— 有人在安稳的环境中选择孕育新生命，也有人在同样的条件下选择追求个人价值，这些都是合理且多元的人生选项。
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的生育逻辑存在本质区别。原始社会中，生育更多受生物本能驱使，而当代人在决定是否生育时，会综合考量经济实力、心理准备、职业发展等诸多因素。以中国社会为例，部分父母在子女成长阶段严格要求学习与品德，却在其刚成年时急于催促结婚生育，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，反映出社会对生育问题缺乏理性认知。事实上，当社会给予个体充分的自由与尊重，生育率会自然维持在合理区间，既不会出现 “全民生育” 的热潮，也不会陷入 “无人生育” 的极端。
农村女性自杀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断崖式下降，从侧面印证了自由选择对个体生命质量的重要性。当她们获得外出务工的机会，摆脱家庭暴力与生活困境，便重获对生命的掌控权。生育选择同样如此，年轻人拒绝生育，并非如部分人指责的 “自私”“不负责任”，恰恰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与责任感 —— 他们深知自身能力与现实条件的局限，不愿让孩子在无法保障的环境中成长。
“都不想生孩子，人类就灭绝了” 这一论断，其荒谬之处在于预设了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极端场景。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个体选择的差异，生育与否从来都是千人千面的选择题。鼓吹此类观点的人，本质上是陷入 “整齐划一” 的思维误区，企图用单一标准去衡量复杂的人生选择。在文明社会的语境下，尊重个体生育自主权，营造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，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正确路径。当我们跳出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，便能以更理性、包容的态度，看待人类种群的存续与发展。